文｜张来明

摘要：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关键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多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有36个国家及地区曾由中等收入成长为高收入，其中部分国家又退回中等收入乃至低收入。这些国家在产业转型、技术创新、人力资本、金融体系、政府调控、收入分配及参与全球贸易等方面取得了成功。相反，其他一些国家没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本文基于世界银行数据库，考察了若干国家近5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经验教训，结合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提出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技术进步创新、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保障金融体系安全、加快市场化改革和政府治理改革、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及扩大对外开放等7个方面的思考，为我国迈向高收入国家提供案例经验参考。

实现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是亿万中国人民的夙愿和期盼。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美元，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超过1万美元，已接近高收入国家的水平。依据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趋势，年之前中国将很有大可能跨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行百里者半九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多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部分国家（地区）成长为高收入经济体。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后停滞不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十四五”时期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关键阶段，借鉴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成败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中等收入国家成长为高收入国家的基本情况

世界银行根据人均国民总收入将经济体划分为4个收入组，分别是低收入组，中低收入组，中高收入组和高收入组。年，世界银行最早开始按照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经济体的划分标准进行国家分类，并在《世界发展报告》和《世界发展指标》中发布分类结果，世界银行会根据通货膨胀等因素定期更新分类标准，因此，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每年会有所变化。

截至年，先后有以下36个国家及地区由中等收入成长为高收入，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分别是阿根廷、巴林、巴巴多斯、智利、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赤道几内亚、中国香港、爱沙尼亚、直布罗陀、希腊、关岛、匈牙利、马恩岛、日本、韩国、拉脱维亚、立陶宛、中国澳门、马耳他、新喀里多尼亚、北马里亚纳群岛、阿曼、帕劳、巴拿马、波兰、葡萄牙、波多黎各、俄罗斯、新加坡、沙特阿拉伯、塞舌尔、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圣基茨和尼维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拉圭和委内瑞拉。其中部分国家在成长为高收入国家之后，又退回中等收入乃至低收入水平。亚洲“四小龙”中，除了韩国之外，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早在年世界银行开展分类之前已经实现了起飞。日本在二战之前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因此战后经济起飞有很多恢复的成分。阿根廷、俄罗斯、委内瑞拉等一些国家在进入高收入国家门槛后，在个别年份出现过降回至中等收入组的情况，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总体进入高收入组的事实。基于可比性的考虑，我们选择阿根廷、智利、捷克、希腊、匈牙利、韩国、波兰、葡萄牙、俄罗斯、斯洛伐克和乌拉圭等11个国家（见表1）作为研究对象，归纳提炼这些国家转型成功的基本经验。

这些国家经过了多年的改革发展和经济建设，从中等收入国家成长为高收入国家，智利从年进入中高收入国家到年进入高收入国家用了21年时间，波兰和匈牙利用了14年，捷克用了13年，韩国用了7年，俄罗斯和乌拉圭分别用了22年和26年时间（见图1）。与此同时，不少国家如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有的甚至重新跌入低收入国家行列。

如何解释战后这种国家间经济增长的大分流？在战后发展理论中，出现了结构主义、新自由主义、制度主义以及近年来兴起的新结构主义等思潮，发展经济学经历了从新古典增长理论、增长阶段理论到新内生增长理论等的发展，政策实践层面也曾经出现“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交锋。但是，这些思潮、理论和共识都没有成为打开增长之谜的万能钥匙。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历史条件不同，战后新兴经济体面临着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国内也面临政治、经济、社会等多种发展目标，国情也各不相同。因此，总结成功成长为高收入国家的共性特征和基本经验尤为重要。

二、成长为高收入国家的基本经验

基于国别史的考察发现，成功成长为高收入的国家通常能够选择适合自身实际的发展战略，通过持续调整经济社会政策，适时推动经济结构和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和改革释放经济发展潜力，不断提升人力资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均产出水平，在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保持金融体系稳定的同时，积极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并塑造自身比较优势。这些基本经验具体表现为以下7个方面。

（一）产业从劳动与资源密集型转型升级资本与技术密集型，是各国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的基础

产业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可持续发展依靠不断涌现的经济增长点，其中，产业转型升级是保持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关键。成功成长为高收入国家的产业转型升级具有时代性、适应性和动态性等特征，既遵循了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能与本国比较优势和发展所处阶段相适应，能在恰当的时机发展出新的主导产业。工业是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阵地，实现工业化也是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经济目标，回顾大国经济起飞历史， 、二、三次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一般经历一产比重迅速下降、二产比重先升后降以及三产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

世界银行提供的该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数据显示（见图2），高收入国家组工业增加值比重 ，进入高收入阶段后，工业增加值比重持续降低，服务业等第三产业比重不断增加。中高等收入国家工业增加值比重 ，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中低等收入国家工业增加值占比比高收入国家高，比中高等收入国家低，但同样存在一个先升后降的动态发展过程。综合对比发现，工业部门增加值所占比重下降是中高等收入国家成长为高收入国家的共同产业变化特征。

以韩国和阿根廷为例。韩国的产业转型升级成为经济起飞的重要基础。韩国工业化进程始于 之后，最初10年采取了进口替代战略。朴正熙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工业韩国发展方略，开始由进口替代战略向出口导向战略转型。此时，美国、日本等国家向外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韩国抓住了有利时机，积极吸引外资、技术和设备，发展加工制造业和出口贸易，由此走向经济起飞。20世纪60年代，韩国产业主要集中在轻纺、食品、水泥和玻璃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韩国人均GNI仅为美元，其中纺织品是当时主要的出口产品之一，依靠初级加工产品出口，韩国完成了最初的资本积累。20世纪70年代，韩国人均GNI大幅提高，已经达到美元左右，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此时韩国加快外资引进步伐，启动重工业化战略，产业开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通过大力发展化学、造船、钢铁、机械、汽车等重化工业，产业结构开始高级化，出现了现代、浦项、大宇等重化工业集团。20世纪80年代，韩国经济起飞速度加快，人均GNI迈过美元，韩国基本完成工业化，在全球信息科技飞速发展背景下，韩国又提出“科技立国”口号，将产业发展方向从扶持重化工业转向创新活动，重点发展电子、通信、信息、化学等产业，扩大科技投资规模，提升科技产品的出口份额，以三星、LG、SK等财团崭露头角。年，韩国人均GNI达到美元，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此时韩国的产业竞争力已经显著增强。进入21世纪以来，韩国紧紧抓住科技创新这一产业升级的催化剂，不断在知识经济、生物医药、新材料、通信技术及文化创意等产业加大产业扶持力度，始终坚持科技立国、产业兴国的策略，使得“汉江奇迹”不断延续到今天。

相反，一些拉美国家战后初期选择了进口替代战略，未能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由于过于依赖农产品及能源出口，资本积累效率低下，迟迟未能建立起有竞争力的工业体系，产业政策调整不能适应国际分工变化，产品附加值一直不高，陷入产业低水平重复的恶性循环，经济发展失去活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阿根廷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频发，虽然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但人均GNI长期未突破1万美元，经济发展道路曲折。年，阿根廷成为高收入国家，但人均GNI在高收入门槛值附近徘徊，阿根廷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与其产业结构升级失败有密切关系。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阿根廷的产业结构相对固化，第二产业始终没有成为主导产业，没有经历由工业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过程。尤其在人均收入由美元增至2美元期间，第二产业比重不增反降，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明显，产业结构既没有转型，也没有增长质量的提高，影响到经济发展后劲。进入20世纪90年代，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阿根廷出口产品中高附加值产品比重急剧下滑，外向型经济陷入困境，经济增长进入不稳定期。

（二）从引进成熟技术转向自主创新是成功成长为高收入国家的基本动力

产业转型升级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离不开技术进步，包含技术、制度、模式、组织和管理在内的广义技术创新，是成长为高收入国家释放经济潜力的主要推动力。在经济起飞的早期，发展中国家可以借助发达国家的技术溢出获得后发优势，但是，技术学习和模仿是不可持续的，随着赶超差距的缩小，发达国家会封锁其关键核心技术转让，技术引进的难度和成本会越来越高，加强自主创新，由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发展，是突破增长瓶颈的必由道路。

技术创新可以用很多指标来衡量，常用的两个指标是居民专利申请量和研发经费投入占比，分别代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技术创新产出和相对投入。世界银行数据表明，对比人口规模和经济体量相当的中等收入国家，技术创新产出高的国家通常能够成功成长为高收入国家。以东亚的韩国和泰国为例，尽管自年以来两国居民专利申请量都有明显增长，但相比之下韩国 ，甚至超过一些发达国家。在东欧，很多转型国家专利申请量下降明显，但实现成功成长为高收入的国家如波兰仍保持一定的专利申请规模，而一些一直处于中高收入组的东欧国家如保加利亚专利申请量规模显著减少（见表2）。综合对比中低收入组、中高收入组和高收入组3类国家，高收入组国家的专利申请量优势十分明显，在很多领域创新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特点，研发环境和基础越好的国家越能促进新的发明创造。因此，后发国家为跨越技术从后发优势向自主创新的转折点，通常要比发达国家付出更高的相对投入。

技术创新的主要来源是企业、大学和政府，因此，保护知识产权和营造良好的环境是推动创新的前提。对于后发国家，政府在基础领域和关键共性技术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历史数据表明，在亚洲，转型成功的韩国年研发经费占GDP比重为2.26%，比同期仍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泰国高出1.14个百分点，至年韩国已经达到4.55%，是泰国的4.6倍。在欧洲，年俄罗斯的研发经费比重为1.03%，比同期的乌克兰高0.28个百分点，同期智利比哥伦比亚高出0.13个百分点（见图3）。发展中国家依靠后发优势，从发达国家引进成熟技术实现快速发展，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之后，都是依靠后期的自主创新，才能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合理的人口年龄结构和不断提升的劳动力素质是成功成长为高收入国家的基本条件

创新要靠人才，提高劳动生产率要靠提升人力资本。相比发达国家，人口红利是战后新兴经济体实现赶超的一大要素优势，一些发展中国家具有更年轻的劳动力人口，老龄化程度还不高，劳动力结构适应产业从一产向二产、三产转型的需要。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具有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交织的进程中，流动人口提供了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后发国家可以凭借劳动力比较优势在国际贸易分工中获得一席之地。但是，人口红利也是阶段性的，随着劳动力成本提高、老龄化加速及人口抚养比的上升，人口红利终究会消失。在后发优势基本消失、人口红利基本结束后，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能否成功，基本条件是劳动力素质得到提升，成功成长为高收入国家的劳动力素质都有大幅度提高。此时，劳动力的技能、科技人员的创造、国民的健康及文化素质等人力资本因素显得更加重要。人口的数量红利能否转化为质量红利，成为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和缩小收入差距的关键。

人力资本是新增长理论的核心议题。二战后，人力资本投资水平高的国家一般经济绩效更好，经济增长更具潜力和可持续性，人力资本提升不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带动了居民收入提高，进而对消费、储蓄和投资产生积极影响，推动整个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由于在基础教育、医疗和公共卫生等方面的投入不足，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成人识字率、大学入学率和预期寿命等指标水平不高，不仅不能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还造成贫富差距扩大，消费不足及一系列社会问题。年全球多个国家及地区成人识字率与人均GNI分布情况的散点图显示（见图4），成人识字率与人均GNI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成人识字率高的国家，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也高。高等教育入学率对经济起飞有明显的正向影响（见图5），选取年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和年的人均GNI，前期的人力资本投入越高，之后的人均GNI水平越高。

世界银行人力资本指数（HumanCapitalIndex）排名显示，排名世界前四位的国家或地区都在亚洲，分别是新加坡、韩国、日本和中国香港。重视教育、医疗等人力资本投资是“亚洲四小龙”转型成功的一个重要特点。东亚国家普遍重视教育，国家、社会和家庭对孩子教育的高投入，为经济起飞储备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世界银行数据显示（见表3），韩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教育支出占GDP比重稳中有增，高等教育入学率在中高收入国家中靠前，甚至超过一些高收入国家。随着医疗投入和卫生条件的改进，这些国家居民的预期寿命有明显的增加，年已经超过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人力资本成为战后新兴国家经济起飞的重要支撑。

相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通常会出现“人口红利断层”，受限于人力资本水平，这些国家出现“高不成低不就”的局面，即一方面由于技术创新不足，高端产业无法与发达经济体竞争，另一方面随着各类成本上升，低端产业被其他成本更低的经济体争夺过去。另外，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脱节会加剧人口危机，如一些拉美国家的城市化是在没有工业化支撑的情况下完成的，由于城市经济发育不充分，大量进入城市的农民找不到工作，形成大量失业或者非正规部门的就业，出现了大量的城市贫民，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浪费和一系列社会问题。

（四）稳定安全的金融体系是成功成长为高收入国家的重要保障

资本积累是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建立一个相对稳健的金融体系，确保资本市场稳定是经济良性循环的保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多国家刚实现民族独立，经济上一穷二白，基础设施和工业体系建设都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由于储蓄率不高，一些国家不得不对外举债。更严重的是，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发育不成熟，金融体系相对脆弱，一些国家过早走上金融自由化的道路，形成了新的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附。成功成长为高收入国家的经验表明，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推进渐进式金融改革和维持金融市场稳定尤为重要。

私人部门及政府实施的各类投资是经济起飞的基础，但是高储蓄和高投资并不意味着高增长，还需要运转高效的金融体系，将有限的资本投入到回报率高且风险可控的项目上去。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也是资本市场从建立到健全的过程，一方面要推动金融市场化，不断提高资本流动性和配置效率，同时也要通过存款准备金率、存贷款利率等货币政策甚至金融管制工具等防范金融风险。成功成长为高收入的国家一般都经历过从金融压抑到金融深化的过程，由最初资本短缺阶段的资本管制和配给，到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利率市场化，再到经济过热阶段的金融约束监管。在银行、债券、证券等市场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同时，成长为高收入的国家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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