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文化既以悠久灿烂著称，也以传承的长久不息闻名于世。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国文化是未被割断传承的文化。中国妇女对民族文化的贡献，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在浩如烟海的民间美术里面，至少有面花、剪纸、刺绣、布玩具四个大项，是由妇女为主力创造并传承的。面花是用面捏蒸制的民俗艺术品，主要分布在盛产小麦的中国北方各省。它的起源与原始祭祀相关，是供祭所用“牺牲”的衍化物，在当今诸项妇女民间美术之中，属于最古老的一支。陕西华县的礼馍是中国面花的一绝，它以浓郁的风采，向人们展示出一个中华民族虎文化传承的神奇世界。

一

华县古称华州，东临黄河、中带渭水，南屏巍峨的华山与少华山，因为依二华山而得名，是关中八百里秦川的膏腴之地。黄河、渭水流域曾经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汉民族的先祖：炎帝生于姜水（扶风、岐山县境）、黄帝葬于桥山（黄陵县），均与华州地域相连；有关“中华”的来源，华与夏古字相同，“华夏族依华山而居”（章太炎语），大量的考古发掘佐证了以华山为中心的西部地区是华夏古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因此也与二华山相关；在公元前年，郑桓公曾在华县（现下庙乡東周村一带）建立过古郑国的国都；周、秦、汉各代，华州均属于京畿重地。

上古的炎黄文化，辉煌的古代文明，不仅在史籍和华州文物中大量保留，而且在民间风俗与民间艺术中也大量遗存。当地的皮影戏享誉国内外；当地的农民书法根深叶茂、蓬勃发展，是陕西有名的“农民书法之乡”；而华州的礼馍作为古老文化的典型载体，在全县农村的兴盛状况，更于国内罕见。

礼馍，华县老乡叫“花花馍”，造型格外精美，遗存的中华民族艺术传统十分纯正。礼馍捏制的形象种类繁多，有单独的、复合的、组合的各种样式。单独的花鸟虫鱼、十二生肖等形象简练而大气，复合的金鸡斗蛇、五福（蝙蝠）捧寿等玲珑而精巧，而组合的大个卧虎、立虎、双头虎等形象最具有代表性，尤其充分显示出当地艺人们的高超技艺。

大老虎礼馍，老乡称之为“大谷卷”，是这里面花最大的一种，一般长有二市尺，高有尺五，重量约十五至二十市斤左右。当人们对它初看时，确是生气盎然、遍体锦绣的老虎，但再细看时，却又到处是活灵活现的其它动植物形象。虎的眼睛是由两朵花组成，眼珠是球状的花芯；虎的眉毛是横排的两条鱼，鼻子是一只仰头的公鸡，两个虎耳也是两只对称的鸟。虎身躯是一条粗壮的龙，龙身两旁由嵌有红枣的盘旋面卷组成云纹，脊背上插满使人眼花燎乱的十二生肖、花鸟虫鱼等动植物小面花。虎的尾巴是一条向上翘起的大鱼，在鱼肚的显眼处又粘有更小的鸡燕花草等小巧动植物。整个老虎实际是由数十种其它形体组合而成的，略形色、得神气，取之象外，寄意传情，采用的是当地面花通用的意象装饰手法，处处显示出艺人们心灵创造的活力。

大老虎礼馍在颜色处理上，同样发扬了当地面花的优良风格，以白面的本色为主，只在关键部位涂以响亮的大红、品红、鲜篮等色，既清爽醒目、艳而不腻，又没有破坏面花供人吃用的食品艺术的要求，可谓画龙点睛，恰到好处。

华县现今捏面花的巧手妇女遍布全县的每个乡村，各乡村从老奶奶到媳妇到姑娘，人人都会捏面花。她们的精湛技艺，是在古往今来的辈辈相传中形成的。她们捏制的大老虎“谷卷”，将虎龙鱼奇妙地结合为基本型，虽然背上的插花在不同乡村的不同艺人手下不尽相同，但虎头、龙身、鱼尾的程式却是一律不变的。这种“大谷卷”，实际上是虎龙礼馍。按老年艺人们的说法：“鱼和龙是一回事，龙是鱼生的，都是水里的虫虫，老虎是山上的虫虫，合在一搭就是威力很大的神神。”她们还说：“虎头、龙身的样子是从祖上传下来的，有讲究、不能变。”

龙和虎在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中，一向是神武与驱邪的象征。据史书所载，龙最早是西北华夏族集团的图腾：“轩辕，黄龙体”(《史记．天官记》)；炎帝，母“游华州，有神龙首，感生炎帝”(《史记．正义》)。经过涿鹿大战，黄河流域开始了华夏集团与鸟文化的东夷集团的联盟，龙图腾扩大成为北方部落联盟的共同旗号；以后，大禹战胜长江流域的三苗集团，更易其俗，使龙图腾进一步扩展，成为跨越中国南北的三大部落集团共同体的旗帜，促进了中国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发展。但自从夏王朝国家政权建立后，龙的旗帜便被历代“家天下”的王权所占有，已经失去了上古部落、部族共同崇拜的图腾的意义。相传夏代末期，天帝赐给夏帝孔甲二条龙，孔甲却将一条龙做成肉酱吃了，老百姓骂夏王族数典忘祖，史学家也公认夏后氏的“德衰”。其实，龙本来就是华夏先民在艰苦的生产斗争中崇拜征服自然无畏精神的创造物，代表龙真谛的传人实际是古往今来中华民族的人民群众。至于虎，在殷商青铜器中经常有“虎食鬼”的纹饰和造型。《山海经》记有：“万鬼出入”的鬼山，神茶、郁垒二神“主阅领众鬼之恶害人者，执以苇索，而用虎食”。又据《左传。宣公四年》所记，“楚人谓虎于菟”(即“于涂”的发音），和《诸神的起源》一书的考证，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上与西王母行影不离的“捣药玉兔”也应是虎（因对楚语不解所致）。西王母和“东王公”相对应，居昆仑山，“司天之厉及五残”(《山海经》)，是“主刑杀”的神，手下的虎神负责镇逐和食除鬼怪。（案，“嫦娥奔月”是汉以后的神话，进一步因袭了以耳代目之误。）由上可知，崇拜兽中之王老虎，仰其逼邪，在上古时代已是中华民族的普遍意识。

龙虎文化并存的起始十分淹远。年6月，河南濮阳西水坡发掘出轰动考古界的“中华第一龙”，同时就有“中华第一虎”。在出土的同一仰韶文化早期墓葬中，男性墓主的左右，分别是用蚌壳堆塑的龙和虎形象各一，向世人提供了距今六千多年前已有的龙虎文化并存的实证。对龙虎图腾的民族融合，史籍中也有不少佐证。殷代ト辞中记有“虎方”一族，郭沫若，丁山等均证明过虎方就是徐方，系商周时期的一个大族，春秋战国年间成为徐国，与楚人是世仇，后为楚人所灭。这一虎族的来历很值得注意，《左传。僖公十五年》讲：“徐即诸夏故也”,《尚书.费誓》也称之为“夷戎”，其前身是由西北迁到中原的华夏古族的一支；另在《山海经》与《搜神记》中记有巴蜀人的先祖是虎神或“化为虎”的神话，参验古巴国出土的虎纹、虎钮等文物资料，推知巴人祖族也是崇拜虎神的。而且无独有偶，《蜀王本纪》讲开国的蜀王，先是杜宇“从天坠”，继而又是鳖灵“随江水上至郫”，均是外来的，还讲杜宇与鳖灵也像鲧与大禹一样先后治过水，鳖灵的别号叫“开明”，又与夏后启的别号相同，从中推知，他们也是古华夏族的搬迁户。信奉虎神的部族出自古华夏集团，又祖籍西北，这是一个发人深思的现象。将它与龙最早是西北华夏集团的图腾联系起来，使我们有理由得出西北民族最早经历了龙虎文化融合史的判断。根据考古界已有的发掘考证，龙在原始社会有过猪首、牛首、熊首、人首等多重形象，大多与已知的部族亚图腾相吻合，那么，上古崇拜虎，又加入龙部落集团的部族，他们的龙形象不言而喻，可能就是虎首之龙。

古华州在商周时代与大荔戎、骊戎等少数民族相毗邻，境内出土有殷商的虎头铜车辖，有（大明乡）西汉时期的龙虎柱顶浮雕陶罐等，种种情况表明，上古龙虎文化的融合，在当地留有很深的印铭。有关古代龙虎文化融合在民俗事象中的物证，在当今国内已很难找到，而华州的虎龙礼馍正好就是龙虎文化融合的典型实物。它能在历经漫长历史绵亘之后仍在当地流行，实在是令人惊叹的稀世瑰宝。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它能流传了下来？这不能不引起人们极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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