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时期，中国历史进入一个大分裂的历史阶段，经历了持久而又激烈的战争，曾先后建立过二十多个政权。后赵作为十六国时期唯一一个由羯族建立的政权，其民族关系思想既具有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的共性，又具有其自身的特性。

后赵前后经历七任皇帝，除石勒、石虎外，其余几任在位时间皆在一年左右，政治上未有建树。石勒与石虎分别处于后赵兴起、衰落两个阶段，因而造就了二人截然不同的民族关系思想。

一、石勒的民族关系思想

石勒（公元年-年），字世龙，上党武乡人，属于上党杂胡中的羯族小胡。“八王之乱”，石勒以“十八骑”强盗团伙起步，逐渐组织起一支强大的军事作战队伍，直至与刘曜正式决裂，石勒由奴隶转变为封建统治阶级，政治目的也由胡族军事首领维护自身利益向封建地主阶级巩固封建统治转变。

石勒统治时期，后赵治下人口复杂、民族众多。胡族与汉族双方严存“自我”与“他者”的区别，怀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因此也就造就了复杂的民族关系，并促使石勒形成了“胡汉分治”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

（一）胡汉分治思想

自“八王之乱”起，中原板荡，内迁胡族数量越来越多。各族打破原有的民族地域状态，被迫聚居在一起。由于社会环境、历史发展的桎梏，各民族虽交错杂处，但仍保留原有的组织形态，很难在政治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上达成统一，相互间容易滋生矛盾和冲突。石勒作为在中原建立政权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始终面对着复杂的民族关系、严峻的民族矛盾。

因此，为了实现政权的长治久安、民族间和谐稳定，石勒在张宾等人辅佐下，逐渐形成自己的民族关系思想——“胡汉分治”。石勒的“胡汉分治”民族关系思想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农牧两业并举，胡汉两制并存，胡汉两律并用，优容士族。

一方面，在后赵，“胡汉分治”造成“汉人种地，胡人当兵”的局面。因此，后赵在农牧两业的发展上都极为重视，正确发挥农、牧两业的互补作用，成为石勒处理胡汉关系的重要助力，为后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性作用。

另一方面，石勒在政治制度上兼采胡、汉两种制度，“汉制”因袭魏晋，重点体现在官职的设置与任命上；“胡制”则承袭汉（前赵），保留“大单于”制度，并加以改进。两种制度并行不悖，成为后赵在处理民族关系上的特色。

另一方面，胡汉两律并用原则上想胡人管理胡人，汉人管理汉人。尽管实行该方式初衷是有意区分胡汉律法，来达到更好统治各个民族的目的，但由于政治的复杂性，有时中央汉官也可以依法管理胡人。

最后，关于优容士族。当石勒称帝，需要巩固政权时，如何处理与汉族士族的关系并将该群体加以利用，成为石勒巩固统治绕不开的难题。公元年，石勒攻陷河北之后，他集结衣冠人士，“集为君子营”，“君子营”的设立确实让汉族士人看到了石勒在缓和双方关系上的努力。

优容士族做为石勒民族观思想里最重要的内容，既体现了他对于胡汉民族关系的反思，也体现了他基于民族认同、地域认同、政治认同之上，对于文化认同的尝试，在其恢复取仕之路和崇儒重教两个方面均有体现。

（二）石勒民族关系思想产生的原因

第一是因为此时民族矛盾尖锐，迫使石勒进行思想上的改变。石勒早期还有过烧邺宫等等行为。直至血腥的杀戮使民族矛盾已经严重影响后赵统治，石勒才意识到无法靠屠杀和压迫来维护政权，由此催生“胡汉分治”的民族关系思想，以期通过“胡汉分治”来缓和民族矛盾，在胡与汉之间达到一种动态平衡的效果。

第二是由于华夷之辨的延续与变迁。夷夏观早而有之，两晋希望通过此举获得士族和百姓的拥护，少数民族政权则希望通过颠覆传统夷夏观获得政治上的主动性和统治上的合理性，夹杂二者之间士族阶层夷夏观的讨论更是影响着十六国时期政治的态势。到十六国时期，夷夏观复杂的理论发展，为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提供了许多理论基础。

尽管石勒征用、优待士族，并不能代表他完全认可汉文化。石勒意义上的认同更多是倾向于如何发挥士族的优势来稳定“汉制”和汉族百姓，以便更好的维护后赵统治，维护羯族利益。

二、石虎的民族关系思想

石虎（-年），字季龙，石勒从子，一说或称石勒弟。早年石虎在进据襄国、幽州、洛阳等重大战役中战功卓著，为石勒统一北方做出极大贡献，因此石勒一直纵容他的种种劣行。

石虎本人居功自傲，觊觎大单于之位已久。待石勒驾崩后，便废掉石弘，自立为王。从史料记载来看，石虎本人虽没有明确论述其民族关系思想，但从一系列的政策和言论上依然可以总结出他的民族关系思想——贵羯贱汉。

（一）贵羯贱汉思想

表现之一便是尊佛远儒。佛教的出现，给胡族统治者和普通百姓以共同的心理寄托，佛教也因此在十六国时期成为一种显学。

佛教能够在后赵大规模传播的原因，除当时各族人民因受尽民族压迫和战争的无尽痛苦，容易被佛教慈悲、因果轮回等教义吸引外，主要因为当时进入中原的各少数民族统治者经历着忽胜忽败，生死无常的境况，他们本身面对中原地区传统儒家伦理和道德体系以及自古以来的“华夷之辨”思想，内心是怯弱的、自卑的，需要从佛教教义中寻求精神慰藉和权力证明。

石虎竭力推崇佛教，无非是想借助佛教来从根本上动摇“华夷之辨”，石虎因此产生尊佛远儒的民族关系思想，想借此来稳定社会秩序，维护政治统治。

表现之二则是徙胡自固。从史料中可以看出，其一，石虎基本将所有战败投降的胡族都由其原驻地迁徙至青州、并州、兖州、豫州等地；其二，石虎将几万户人口分别徙于多地区，基本是将原民族的社会组织全部打散，重新融入新的地区。

石虎本人的民族本位思想和民族自卑感极其强烈，表现在性格上是其暴虐恣肆，表现在政治上则是残酷的民族压迫与防范。因此，石虎在统治后赵各民族时逐渐形成了徙胡自固的民族关系思想，这一思想贯穿其统治始终，严重破坏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

石虎存在狭隘的民族观念，不顾国家整体利益和其他各民族的利益，以自己本民族为中心，轻视其他民族。这实际上是一种扩大了的个人主义，为满足自己的私欲和民族自尊感，不断通过暴力虐杀和镇压它族来巩固本民族的地位。

石虎的民族本位主义、民族自卑感是他徙胡自固思想产生的诱因，但对民族关系发展趋势的把握不准确却是最重要的原因。徙胡自固虽能够防止被征服民族团结起来形成较大势力威胁到统治，但却严重损害了各民族的利益，为各民族的发展和融合带来严重的弊端。

纵观十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趋势，各民族走向融合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而石虎只为维护羯族和自身利益阻碍这种历史潮流，是倒行逆施，必然失败。

（二）石虎民族关系思想的特点

无论是尊佛远儒，还是徙胡自固，石虎的民族关系思想整体来看呈现出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主要体现于他始终推崇羯族共同体，强调民族本位思想，排斥其他民族。后赵发展至石虎时期，羯族共同体仍旧处于一个尚未成熟、稳固的状态，缺乏牢固的联系纽带，羯族本族的力量还是比较薄弱，没有稳固的政治根基。

在这种情况下，石虎更多的是想最大限度的维护统治民族也就是羯族贵族的眼前利益和享乐，缺乏一种长远的、整体的民族关系发展思路。

三、后赵民族关系思想的影响

（一）后赵民族关系思想的局限性

从石勒“胡汉分治”和石虎“贵羯贱汉”的民族关系思想来看，都是想要维护羯族在本国的特殊地位，形成团结的羯族共同体。那么这种民族关系思想的提出有何优势，又有何种弊端呢？

首先，后赵境内胡与汉的界限十分明显，羯人地位明显优于其他各族，而产生这种优越地位的原因则是羯族所拥有的强大军事力量。维护羯族的特殊地位在保证后赵战争中强大的军事力量上具备一定的优势。

其次，维护羯族共同体的特殊地位所产生的结果弊大于利。可以看到，后赵国内各民族间界限非常明显，不仅是胡人与汉人有隔阂，胡人与胡人也有明显的区别。石勒“讳胡尤峻”、石虎“贵羯贱汉”的思想，阻碍了胡汉之间正常的交流与融合，使这一时期民族矛盾尖锐，民族仇杀严重。可以说，后赵并没有找到适合自身的政权发展方式。

统治者们既企图谋求胡汉分而治之，又过于强调维护羯族的利益。因此，民族间的不平等性不断加剧，非但没有达成目的，反而直接动摇统治根基。

同时，胡汉之间的融合是一种长期、缓慢、渐进的过程，它与胡族的汉化程度，内徙中原的时间，统治者对待汉化的态度都有联系。后赵作为十六国时期较早一批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在民族融合问题上产生了许多错误尝试。

在后赵进行一系列错误尝试的同时，他们也无法摆脱内迁少数民族一旦进入中原，必然开始与汉族杂居，相互进行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往来的发展规律。后赵为摆脱这种规律，强行颁布律法，划清胡汉界限。这种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行为，极易造成民族间的矛盾，常常适得其反。最终，不仅阻碍了本国的发展，还成为民族融合历程中的阻碍。

（二）后赵民族关系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后赵作为十六国时期的先驱，针对当时的民族关系态势提出了许多民族关系思想，尽管这其中存在许多错误尝试，但这为后来许多政权的发展提供了借鉴。诸多政权都认识到若想在中原地区实现政权的稳定发展，证明自身的正统性，需要进行思想上的转变，需要进行汉化改革。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北魏孝文帝改革。

十六国时期中原地区建立起许多少数民族政权，各民族之间、各政权之间相互来往，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哪个方面，民族融合的程度都在不断加深。尤其后赵作为这个大迁徙时代里最早审视民族关系、产生完整民族关系思想体系的少数民族政权之一，他们在如何管理民族冗杂国家，如何与汉族和谐共存上产生了一些值得后世借鉴的思想。

尽管这些政治家、思想家们对于历史和现实民族关系的认识还是存在一定错误、浅薄的问题，但依旧在民族关系思想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他们通过自身的尝试为以后政权处理国家种族间区别与对立，同化与融合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结语

历史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后赵作为十六国时期民族融合的先声，产生了具有创新性的民族关系思想，对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深入研究后赵民族关系思想，对完善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发展史，构建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体系具有深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