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童年和少年的事情，史料没有记载。《三国志》只说他在20岁时，“亡命走涿郡”。民间传说，他是因为遇到郡里豪族辱人妻女，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一怒之下杀了豪族全家，才不得已亡命逃到涿郡。

从关羽这一豪侠行为以及各种典籍史料记载的关羽戎马倥偬还要手捧《春秋》仔细研读的情况来看，关羽从小一定受到了良好的私塾教育，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是个把追求做“仁人君子”作为至高理想的少年才俊；他的武功又出神入化，千军万马中手取敌将首级如探囊耳，这说明他从小就在练武学兵法。

关羽的故乡解县，即今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解州镇常平村，距离古晋国都城故绛所在地，不过八九十公里而已。年前，晋文公在这里以博大的胸怀，重诺守信，一举成为威震天下的春秋霸主；程婴、公孙杵臼、韩厥，三公舍生取义的赵氏孤儿故事也发生在这里。这些义薄云天的忠义故事，应该深深渗透在他的血液里——这奠定了他成为千古“义绝”的基础。

我们自小耳熟能详的就是《三国演义》里关云长义薄云天的种种感人故事。他和刘备、张飞桃园结义，那铮铮誓词曾经多次让我们热血沸腾：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

三人从此携手偕行，生死与共。

关羽在走投无路，不得已暂时归顺于曹操后，在曹操三番五次给他嘘寒问暖、赠金送银时，仍时时牵挂着大哥刘备；当曹操礼赠长袍于关羽，关羽却把旧袍罩在新袍之上：“不敢以丞相之新赐而忘兄长之旧赐”；关羽过五关、斩六将，“新恩虽厚，旧意难忘”，千里单骑只为义，曹操大败后路过华容道时，关羽“只为当初恩义重，放开金锁走蛟龙”。

关羽一生以他那颗赤诚的耿耿之心时刻践行着他心底那种义不负心、舍生取义的“君子人格”信念。关羽的“君子人格”散发着熠熠光辉，连他的敌人都佩服得五体投地。曹操就曾叹曰：“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志异士也！”

尽管历史上的关羽和《三国演义》中的关羽有很大的不同，譬如，在真实的历史中，没有桃园三结义，没有诛华雄，没有三英战吕布，没有千里走单骑，没有过五关斩六将，更没有华容道放曹操和单刀赴会，但是在中国老百姓的心中，关羽的真实形象一直就是《三国演义》里那个不苟言笑、义薄云天，胯下赤兔马、手提青龙偃月刀的威风凛凛的红脸大将军。

除过那些寻章摘句老雕虫的腐儒们，没有人去质疑他的真实性，事实上，那虚幻的关公形象成了所有人，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地位高低，甚至不分民族肤色——心中的真实关公。

虚假的成了真实的，真实的反倒成了虚假的。

其实，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问世之前年里，关于关公的各种民间传说和小说戏剧形象就大量而广泛地流传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那些文弱的儒生们，千百年来一直就孜孜不倦地在一种虚幻的自我意识里不断再造着他们理想中的“君子人格”，他们试图塑造一个血肉丰满的、有情有义的、让大家可以效仿实践的“真实”的儒家“圣人”形象。

谙熟儒学教义和众生心理需求的关羽后世“老乡”——山西人罗贯中集各家之大成，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取舍改造，一个崭新的、栩栩如生的“义绝”关公形象就这样诞生了。关羽随着《三国演义》大获成功后的全面普及，走进了千家万户，走进了中国儒圣的殿堂——孔夫子，关夫子，万世两夫子；修春秋，读春秋，千古一春秋。

关羽做梦也不会想到，他死后竟然和他崇奉的老祖宗孔子一起被人推到了儒家顶级圣人的殿堂——文有孔圣人，武有关圣人。山左山右，山东山西。

义像一座黑夜中的灯塔，成为几千年以来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成员去处理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和矛盾的指路明灯：于子女而言，它是孝；于兄弟而言，它是悌；于朋友而言，它是义气；于君国而言，它是忠……义的产生有着最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

统治者提倡义，是提倡的那种忠君前提下的道义，是那种勃发于天地之间的忠贞不渝之义。普通百姓欢迎的义，是那种敢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豪侠义气，是那种为了某个人、某个集团或帮会利益而甘愿牺牲自我的凛然正气。当这两种义契合为一点时，上下皆大欢喜；但当普通百姓的欢迎的义变成锄弱扶强、击杀豪绅的侠义时，“以武犯禁”就成了统治者最不愿看到的血腥场面，就背离了统治者倡导忠义的初衷。

关羽的横空出世，让所有心灵深处潜藏的对天地之义渴慕的人在漆黑的夜晚看到了黎明的希望。关羽忠的对象是皇帝，也是他义结金兰的大哥，义的对象在这里完全等同于忠的对象。忠义所指在这里变成了一个完美的结合。适时而出的忠义之神关羽就像那一轮喷薄而升的旭日，发出熠熠的光芒，滋润并满足着缺乏宗教信仰的精神荒芜的普天下百姓心理。他的义成了一种完全超越阶级的全民文化，而他也从此开始扶摇直上，而侯，而王，而帝，而神……

宗教总是在人们心理需要的时候适时地来到他们面前。关公首次在佛教中找到了他的位置——他最先被奉为伽蓝神，而由于关公的加盟，伽蓝神也由原来的守护神一跃而为护法神。之后，关公再直线上升为密宗中的战神毗沙门天王、盖天古佛。

道教也不甘落后，广受众生欢迎的关公也被衣袂飘飘的道士羽流请进了道教殿堂，先公后君，之后跃为四大护法元帅之一，最后成为大帝。

但这远远不是关公荣誉的最高点，清嘉庆中期，儒、道、佛、回、耶五教居然一起供奉关公为第十八代玉皇大帝。

历代皇帝老儿早就注意到了关公聚敛民心的巨大作用，于是一千多年来，关羽成了他们敕封和祭拜的不二选择。宋徽宗时，关公被追封为忠惠公、崇宁真君，宋高宗时又被封为忠缪义勇武安英济王；明朝时，明成祖朱棣下令将全国的关庙改称为“忠武庙”，并敕令在北京建立“国家关庙”，每年君臣大殿祭祀……之后的各代皇帝还在不断地加封给关公各种谥号，一直到清末的光绪年间，关公的谥号已经变成了长长的一行26个字：

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宣德关圣大帝

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大神关羽既没能“保佑”宋明两朝的绵延不绝，也没能“显护”大清朝国祚龙脉的长盛不衰。

民间传说，关羽早年在家乡为伸张正义砍杀豪绅仓皇出逃后，不得不通过做各种杂工和各类小商小贩来维持生计，这让普通民众都在草莽出身的关云长身上找到了与自己相通的亲和力。于是在民间信仰中，老百姓根据自己的心理需要，把关公塑造成了他们各自所在的各行各业的保护神：他是草莽英雄敬拜的义勇克敌之神，是走南闯北的商人祭拜的财神，是船工舵手膜拜的漕运神，甚至是刽子手行刑的保护神、衙役神，如此等等。不同职业、不同阶层、不同门派的人都在自觉或不自觉中把关公看成了可以护佑他们的全能大神。

清末，由漕帮发展而来的青帮，就打着异性结义的旗号，虔诚地将关公供作义神来祭祀。另一个同时代的庞大社团洪帮，他们后来成立了洪门致公堂，即后来的中国致公党，以“反清复明”作为其最高行动纲领，以“义绝”“义圣”著称的关公自然而然就成为洪帮唯一尊奉的大神。

史籍记载，凡洪门中人及家眷，只要念诵“桃花初开万里香，久闻知访洪忠良，天下英雄居第一，桃园结义刘关张”，就可避免被打劫。

关公崇拜不但超阶级、超门派、超性别、超年龄，甚至超越民族、超越国界，成了东亚和东南亚所有汉字语系国家民族虔诚敬奉的大神，日本、韩国、越南、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

那个本来是出生于河东大地的普通青年，那个手捧《春秋》孜孜不倦研读的蜀国大将，那个“彻底一忠，耿耿乎生死不相背负”的“天地一完人”，最后竟然变成了一个全知全能、万民景仰的关圣大帝。

清人毛宗岗把关公称作与诸葛亮“智绝”、曹操“奸绝”并列的“义绝”。但凡事一绝，事情就要走到它的反面。为了义，关羽在家乡可以怒杀豪强而不顾家人的死活亡命他乡；为了义，关羽华容道可以置“忠”不顾而“义”释曹操……“千古一义”成全了关羽的赫赫大名，却也让关羽在“义”的困惑中败走麦城、血溅东吴。

关羽败走麦城前夕，被曹操和孙权两大阵营联手夹击，在此生死存亡关头，关羽为义气所蒙蔽，竟然念念不忘他与曹、孙阵营中攻打他的两大将领徐晃和吕蒙的昔日旧情，寄希望于朋友之义。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第七十六回《徐公明大战沔水关云长败走麦城》中，对关羽的这种书呆子气做了精彩的描述。徐晃和关羽阵前狭路相逢：

公曰：“吾与公明交契深厚，非比他人；今何故数穷吾儿耶？”晃回顾众将，厉声大叫曰：“若取得云长首级者，重赏千金！”公惊曰：“公明何出此言？”晃曰：“今日乃国家之事，某不敢以私废公。”言讫，挥大斧直取关公。

关羽义形于色，试图以义废公，伤害的就只能是自己那颗多情多义的心灵。但关羽并未由此幡然悔悟。在荆州被吕蒙部将偷袭成功，他进退维谷时，又试图以义开道。

他派人送信责问吕蒙：“为何背弃昔日之好，取了荆州？”吕蒙回信说：“昔日与关将军结好，乃一己之私见；今日之事，乃上命差遣，不得自主。”

吕蒙的回复和徐晃的回答如出一辙，彬彬有礼却义正词严。这和关羽的以私废公、以义误忠真有云泥之别，常令后人泪流满面，唏嘘不已！

关羽终于为他的“意气用事”付出了失去生命的惨重代价。

要命的是，在后人对关羽“天地一义”赞不绝口时，竟绝少有人反思其中的狭隘性、片面性和不确定性，于是，关羽的悲剧也在效仿他的后人中层出不穷地重复着，这正如杜牧在《六国论》所言：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公元年，也就是就在关羽肉身殁后年的时候，在他的家乡河东大地上，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塌方式官场腐败，像一颗令人猝不及防的原子弹一样轰然爆炸。这一年，山西省有30多名厅局级以上干部干部被查，有8位曾经在山西工作过的省级干部被调查，其中竟有5人是原任和在任山西省委常委。连续两任的省委秘书长遭遇“调查”；连续两任的省交通厅的厅长等待审判；连续两任的太原市委书记被抓走；连续三任的太原市公安局局长被双规；连续两任的运城市委书记锒铛入狱；连续三任的高平市长铁窗悔罪……

最后的大老虎令计划也终于在该年度末——12月22日姗姗露面。令计划的出生地就是河东大地上的平陆县，他年轻时曾在关公无数次踏过的那片热土上生活工作多年。关云长的义气早已在他身上沦肌浃髓。

把个人和小团体的“狭义”凌驾于春秋大义之上，无疑是“山西帮”的要害所在——关公的“义”有着极大的包容性，这种包容走到极致就是是非混淆，黑白不辨。

明代“狂人”李贽称“刘、关、张”为三杰，并发出千古一叹：

呜呼！唯义不朽，故天地同久。（见李贽《题关公小像》，《焚书》卷四）

遗憾的是，这不朽的与天地同久之义，却直接导致了蜀国最后的灭亡。云长被杀，张飞让愤怒和悲痛烧红了眼睛，抛弃大义，利令智昏，残虐军士，以至于被手下军士残忍杀掉；刘备更是耽迷于兄弟之义，为报仇，不顾国家安危，不顾将士死活，置诸葛亮忠言于脑后，强行起兵，征伐东吴，结果兵溃如泄，惨败而归，刘备本人也在忧愤交加中一命呜呼。蜀国从此日薄西山，一步一步走上了灭亡的道路。

关公死后年的今天，中国官场上不断被剿灭的山西帮、石油帮、秘书帮……又何尝不是如此往复循环着“桃园三兄弟”悲苦的轮回命运？

呜呼！生者，义也；死者，亦义也。

是呵，义固然可嘉，它已经成为我们几千年不可须臾分割的传统文化的精华，甚至成了我们所有人处理上下左右人际关系的不二法则。我们几千年来不断强调的是小义服从大义，个人服从集体，下级服从上级，要忠君、爱国、爱民族。我们不厌其烦地强调的是义的对象问题，对象对了，一切忠义就有了显而易见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但仔细考量，这所谓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只是一个道德范畴，是我们所谓的正义。而正义不过是一个变动不居的历史范畴，不同党派、不同阶层的人都对正义有其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解释。在一个时代是正义，在另一个时代就可能是邪恶；在甲方是正义，在乙方就可能是罪恶。

某种意义上而言，关公不过是一枚被各色人等利用的棋子罢了。其实，忠也罢，义也罢，都是一个伦理或者是道德概念，而不是科学概念，它讲究的是情感，是伦理秩序，而不是科学，更不是真理。

在关公的“忠义”概念里，真理似乎永远是为忠义服务的。

当关公离他的真实性愈来愈远时，我们实际上离真理也就愈来愈远了。（完）

作者简介

李琳之，历史学者，出版有《中华祖脉》《家国往事》《祖先，祖先》《元中国时代》《前中国时代》等十余部著作。其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前中国时代：公元前~前年华夏大地场景》《元中国时代：公元前~前年华夏大地场景》和由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三部著作，构成了其从公元前至前年一个完整的上古史体系，是国内外第一套用考古学结合文献学揭示出黄帝至商亡这三千年历史发展脉络的系列图书。

李琳之著，研究出版社，年6月

《晚夏殷商八百年》自年6月由研究出版社出版后,先后入选了长安街读书会年6月第5期好书、百道网年7月好书、中国出版集团年7月好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网“社科好书”、今日头条好书等推荐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