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哥王朝

（一）吴哥王朝（年~年）为柬埔寨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由阇耶跋摩二世于年建立，至蓬黑阿·亚特年迁都金边为止历4代王。主体民族为高棉人，原先信奉印度教，后改信大乘佛教。苏耶跋摩二世及阇耶跋摩七世时期达极盛，势力范围远远超过当代柬埔寨的领土，占有今柬埔寨全部、泰国及老挝大部、越南南部，是东南亚历史上最为强盛的国家。后由于泰族入侵于年避迁金边，以金边王朝之名存续至现代。吴哥王朝不仅奠定柬埔寨的文字和宗教基础，对占婆、老挝、暹罗也有重大影响。“吴哥”词源于梵语nagara，意为“都市”，它是9~15世纪东南亚高棉王国的都城。从公元初至吴哥王朝的几百年间其实已有操高棉语的民族及国家存在，在高棉本土有碑铭记录，在中国的文献中也有提及。年吴哥王室首都由吴哥迁往金边，王朝名由吴哥王朝改为金边王朝，王室血统未变。年1月颁布宪法，改国名为民主柬埔寨，废除君主立宪制。年9月21日制宪会议通过新宪法，决定恢复君主立宪制。柬埔寨王室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其始祖来自历史上的真腊国。如果计算母系和父系，互相有血缘关系的柬埔寨王室已经维持统治多年，在亚洲是仅次于日本大和王朝排第二位的最长王朝。据纪载最早出现一个称为扶南国，统治当地达多年，后于6世纪被一分支真腊消灭，接手管治两百多年。

（二）年由阇耶跋摩二世建立吴哥王朝，至年阇耶跋摩七世发展至最高峰，版图包括现今整个柬埔寨、部分泰国、老挝、缅甸及越南，可谓一时无两。最后于年被暹罗阿瑜陀耶王朝入侵，弃城逃往森林，从此吴哥窟便于世上消失五百年，直至19世纪中叶才重见天日。在吴哥王朝期间王朝均定都吴哥并大兴土木，建造王城及大小寺庙馀座，散处于4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景象极为壮观。特别在12世纪建成最宏伟的吴哥寨，充分表现出吴哥民族的艺术成就。此外更积极兴建大规模的灌溉系统有利耕作，可谓国泰民安。中国有位叫周达观的使节曾于年抵达吴哥且住了很久，最后写成真腊风土记，详细叙述当时吴哥的面貌。据他形容吴哥王朝可说是丰衣足食之地，很多过来做贸易的中国人也不愿回国，定居该处。19世纪后期法国考古学家亨利莫霍在金边北方约11公里处的暹粒省省府暹粒，发掘出埋没在森林中将近多年的吴哥王朝都城。消息一传开来立即震惊全世界，名列世界人类文明七大奇景之一的吴哥窟终于再度显露在世人眼前，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评定为世界级人类文化遗产，在吴哥王朝时期极力吸引印度教和佛教文化，并且建造一系列大规模的寺庙，这些寺庙分布于都城内及周围区域。现存的吴哥建筑群包括吴哥城（大吴哥）、吴哥寺（小吴哥，又称吴哥窟）以及其他的建筑约座，散布在约40平方公里的热带雨林中。

（三）8世纪末柬埔寨遭到爪哇人的入侵，国王被杀，9世纪初重新获得独立。前王子闍耶跋摩二世在位时（—）定都于近吴哥东北的考伦山上，开始吴哥王朝的统治。9世纪后半期至11世纪是吴哥王朝的早期，吴哥城开始建成并成为国都，在这里修建有寺庙和水利工程。11世纪初出身于马来亚王族的苏耶跋摩一世夺取王位（—），并扩展势力到湄公河下游和老挝的琅勃拉耶，强令被征服地区的王公效忠，按期进献珍宝，他继续修建王宫的宫廷。12世纪—1世纪是吴哥王朝的极盛时期，苏耶跋摩二世时代（—）国力强大，有战象20万头。版图东到海、西按蒲甘、南抵加罗西（今马来半岛东岸），并与中国有密切往来。其间与越南李朝争夺占婆，年曾一度占领占婆首都佛誓城，这一时期修建吴哥寺。闍耶跋摩七世时期（—）成为东南亚最强大的国家，其疆域包括今泰国和马来半岛的大部分，北方与古云南的大理国接壤，东达占婆和湄公河三角洲。另建新都吴哥通（通“通”，城之意），崇信大乘佛教，广建佛寺。由于大规模的营建和对外征服汲尽人民血汗，人民起义和被征服地区的反抗连绵不断。1世纪中叶兴起的泰族诸王国多次打败吴哥王朝，并于年首次攻陷首都吴哥通。为避免泰人的威胁，年索里约波王时迁都百囊奔（今译金边），柬埔寨逐渐走向衰落。

柬荷战争

（一）柬荷战争是从年到4年柬埔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间的一场战争，17世纪中期柬埔寨依旧是夹在越南和泰国之间的微弱缓冲势力，却因国际贸易的发展而逐步发达起来。即便有过驱逐西班牙的远征柬埔寨军队的不愉快，也乐于接纳大批马来、葡萄牙、日本和华人商团进驻，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抵达却打破维持近半个世纪的平静。年气势正盛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公关柬埔寨市场，并让国王安通雷切一世同意他们建立自己的专属商站。由于当时的越南尚未完全控制湄公河下游，所以荷兰人的目标非常清晰，就是要控制这条大河沿线的繁荣贸易。为此还特意将据点的位置放在金边附近，距离当时的乌东王城也不过20公里。任何体量有限的轻型帆船都能顺流抵达这里载货，然后贩往已开启锁国令的江户日本，来自整个湄公河流域的木材、象牙和皮革都容易受到江户幕府当局的喜爱。然而荷兰人的野心并不止于从事物流转运，而是希望以自己的经济和军事优势来谋得垄断，所以临近的葡萄牙社区就与之矛盾重重，几乎要像是在其他地方那般大打出手。同样存在大批天主教徒的日本社区也因荷兰人在岛原之乱中帮助幕府当局而与其保持距离，最后索性与磨合许久的葡萄牙人联盟，至于实力最强的马来商团和看似柔弱的华人移民也都是荷兰贸易扩张政策的受害者。

（二）当这些人纷纷向柬埔寨宫廷施加自身影响，安通雷切国王的脸色便逐渐阴沉下来。他首先默许葡萄牙商贩与华人船长联手，突破东印度公司的松散封锁。当有2名荷兰船员在境内死于斗殴，也拒绝交出凶手并给予赔偿，只不过在穆斯林居多的马来集团看来他的有限抵制还是过于温和。于是就转而支持叛乱者行刺，扶上改宗伊斯兰教的易卜拉欣一世。后者出于利益和信仰矛盾对格外显眼的荷兰人就更加敌视，并秘密联络起所有不满东印度公司的外国团体。2年末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霸道终于为自己惹祸上身，由于有武装商船在湄公河上拦截可疑舢板，遭到易卜拉欣的公开责问。时任东印度公司代表的彼得·范·瑞格莫特斯却用一笔丰厚的贿赂搪塞此事，暂时稳住还没准备好动手的柬埔寨国王。但后者还是放出最后通牒：荷兰人若继续如此行事，那么大使本人将按律令被大象踩b。虽然已有几十年的全球殖民拓展经验，但晚来一步的荷兰终究与更早抵达的西葡对手有所差别，所以在东方世界的君主看来多种群混血的葡萄牙裔就非常接地气，而荷兰人则有着他们难以理解的高傲。反过来作为全球资本主义文化鼻祖的尼德兰外交人员也经常对很多君主的蛮横作风不爽，史无前例的优越感又让他们比过去的初代先辈更加固执。年回巴达维亚述职的彼得无疑就是这个群体的典型，但东印度公司的还是要他继续坚持，并拨给他一支小分队用于军事行动。

（三）当年11月彼得带着超过百名士兵离开南洋群岛，分乘艘小型帆船回到柬埔寨海岸。在留下1艘船去执行封锁任务后这位大使又率领余下的人马沿湄公河逆流而上，此行的最主要目的就是递交由公司董事授意完成的国书，强令易卜拉欣归还先前收取的全部贿赂。然而这份措辞强硬的文件尚未送达，彼得就和随从在岸边的市场遭王室军队击杀。位于乌东的公司商站也在稍后遭殃，被大批集结起来的柬埔寨士兵攻陷，造成50名商人和公司职员被杀。许多马来、葡萄牙和日本雇佣兵都参与行动，让荷兰雇员们的火器优势荡然无存。加之据点本身并无强力防御，自然难以在围攻中坚持太久。柬埔寨人还用浮桥栅栏堵住湄公河道，并出动成堆的小艇控制2艘武装商船，将上面的60名海员全部俘虏，此时还有第艘武装商船在金边城以南水域巡弋。船长和他的部下都对上游的事情一无所知，却发现为他们运送补给的华工举止诡异，于是用严刑拷问的方式撬出真相并决定义无反顾地强行离港。冒着大批追击小艇的火力袭扰，成功从海面返回巴达维亚，于是有关同僚悲惨遭遇的消息得以为外部世界所知晓。东印度公司的高层对此异常震怒，立刻着手组建第二支援救部队。

（四）4年春季哈罗斯船长的小型编队驶离巴达维亚，准备用凑出来的艘武装商船去迫使柬埔寨国王放人，但沿途的热带疾病却让半数人在抵达前就失去战斗能力，等到他们从金边开入湄公河下游会又发现守军用浮桥栅栏堵住整条航道。虽然荷兰人奋力驾船撞断第一道封锁线，却在后面的第二道防线面前被工事卡住，随即又有大批武装小艇从侧后方发起袭击，岸边的炮台也向停止移动的船只频频开火。作为总指挥的哈罗斯就在一次堪称意外的命中过后被人发现s体，好在东印度公司保安们依旧保有欧式军队素质，主动发起两栖登陆作战，占领并摧毁这处岸防火力点。只是更多柬埔寨士兵的赶来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很难完成艰巨任务，于是果断调头带着人阵亡的记录离开中南半岛。尽管他们在不长时间内就打死个柬埔寨士兵，却根本不可能在缺乏迂回空间的内河中畅通无阻。巴达维亚当局其实还计划进行第三次更大规模的真正报复，却因人事变动和战略重心转移而中途叫停，于是这场柬埔寨-荷兰战争便以土著方的胜利而告终。许多滞留当地的荷兰俘虏都没能在恶劣的看押环境中活到自由来临，最后只有29名幸存者被释放，成为易卜拉欣避免自己遭遇强力复仇的缓和手段。但这位柬埔寨历史上的惟一的穆斯林君主还是在后来的叛变中被本国佛教势力所剔除，作为幕后支持者的越南则在之后成功控制他们朝思暮想的湄公河三角洲。

红溪惨案

（一）红溪惨案也称巴城大屠杀，年10月荷属东印度当局在爪哇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大规模屠s华人的事件，因肇事地点之一为城西一条名为红溪的河故称为红溪惨案。年荷兰殖民者占领爪哇巴达维亚城，为补充当地劳动力的不足采取多种手段地从各地输入华侨。进入18世纪以后爪哇岛上出现四种不同性质的反荷运动，也得到一些华人的响应，殖民者因为惧怕华人同当地人民联合起来反抗殖民统治开始推行反华政策。年10月9日殖民当局借口搜查军火，命令城内华侨交出一切利器，派军队挨户搜捕华侨，并且鼓动当地居民对华侨疯狂屠杀、洗劫。屠杀持续7天，城内华侨不论男女老幼被杀近万人，侥幸逃出者仅多人，被焚毁和劫掠的华侨房屋达六七百间，财产损失无法估计。16世纪下半叶为了追逐香料贸易的暴利，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殖民者入侵爪哇岛，从而开始对印尼长达00多年的统治，总部设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荷兰人占领之初巴城（巴达维亚简称）是个人口只有一两千人的渔港小镇，为了把这个小镇建成印尼的政治中心和最大的商港，荷兰人采取许多措施，其中之一便是招徕中国商船前来贸易并输入更多的华工。年华人达到人，年清政府开放海禁，华人源源不断来到巴城。当局开始限制人口入境并规定华侨必须办理申请和批准手续才能进入，但收效甚微，华人雇主通过向官员行贿的方式继续引入华人苦力。

（二）18世纪初巴城已发展成为有10多万人的城市，华侨人数增至近两万人，他们主要从事工匠、饮食、制糖、酿酒零售等行业，为巴城的崛起贡献良多。从十七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荷兰面对以下原因：荷兰国内商业发展到8年达到顶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迅速登上争夺殖民地、贸易和海上优势的斗争舞台，特别是十七世纪下半期的三次英荷战争（—年，—年，2—4年）中英国摧毁荷兰的海上实力，并逐渐排挤荷兰在印度的垄断贸易；在亚洲大陆和日本兴起强大封建王朝（中国的清朝、印度的莫卧儿帝国，伊朗的萨非王朝，日本的德川幕府），限制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特别是年中国民族英雄郑成功赶走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沉重地打击东印度公司在远东的垄断贸易的权势；东印度公司在印尼维持垄断贸易权也困难重重。年东印度公司企图封锁亚齐、排挤印度人的棉布贸易，然而到年不仅有许多国家的船只穿行在亚齐的航路上，在亚齐还有许多外国商人。即使东印度公司所垄断的爪哇胡椒市场在至年期间每年运往欧洲的胡椒数额在英国约占吨，法国和丹麦约占吨，荷兰为吨。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垄断贸易、建立商业帝国的美梦破产了，于是东印度公司开始把殖民重心转向印尼，在印尼发动新的侵略战争（侵略望加锡、马打蓝和万丹等战争），扩大占领地。东印度公司的性质也发生变化，开始从海上商业帝国转变为拥有领土的殖民权力，并采取新的殖民政策。

（三）在东印度公司的眼里继续执行招引华人政策对殖民统治与剥削都是不必要的和不利的，所以从年起便正式颁布限制华人入境和居住巴城的条例，例如规定每艘船只能运载50名新客，超过此限额时每名罚款十块银圆并遣返中国。年又规定把超过限额的新客罚款提高到十五块银圆，否则罚充修筑河岸苦役。另外在年5月东印度公司还发布通告，命令华人蓄留中国人发式以资识别，违者处以六个月的苦役。年又强迫华人为蓄发“特权”交税，从年起华人每月平均至少得交纳一里尔（约等于48—60荷兰钱币）。东印度公司对华人政策这种大转变足以说明它的招诱华人政策并不是长远政策，而是一种权宜之计，这种权宜之计便是“红溪惨案”最深远的历史原因。首先进入十八世纪以后由于失去香料贸易的主导权，东印度公司的政策转变为以拥有领土殖民权力为主。东印度公司为了攫取高额利润在爪哇采取新的殖民掠夺政策，新政策都是依靠和利用当地封建统治阶级的传统权威，强迫大批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通过种植或供应获取利益。而当时华人共同体却不具备这些条件，富裕华人和甲必丹既没有占有大片固定的土地（东印度公司尚未实行私领地制度），又没有对居民行使权力的传统权威（不仅对当地居民、对华人劳动者也无法行使）。

（四）华人劳动者则居住分散，且多从事小商、小贩，流动性大。即使有的人从事种植也满足不东印度公司剥削的需要，因此新殖民政策改交利用和掠夺的对象，即从利用和掠夺华人为主的政策转变为利用当地统治者与掠夺当地人民为主的政策。年东印度公司在勃良安执行强迫种植咖啡时就不再将管理权授与华人，而是授与当地的一个统治者，于是华人便成为“多余”的人。在东印度公司前阶段所实行的鼓力开垦政策的刺激下不仅那些充当包税人和中介商而积累财富的华人投资土地，并种植胡椒、水稻、甘蔗和咖啡等作物，华人劳动者也有从事热带作物种植的（特别是咖啡和蔗糖），因而造成所谓“生产过剩”，威胁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地位。在东印度公司眼里华人经济上的发展是对其垄断贸易和猎取高额利润的挑战，华人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有碍”的人，根据东印度公司的强盗逻辑“多余”和“有碍”便应消灭。荷兰殖民统治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华人的地位被东印度公司视为摆脱危机、转移斗争视线的替罪羔羊。进入18世纪以后随着东印度公司在爪哇扩大侵略地盘与加强剥削，它与爪哇各族（包括华人）的矛盾日益尖锐。在爪哇岛上出现四种不同性质的反荷运动，也得到一些华人的响应。东印度公司不仅害怕中、东爪哇重新被一个强有力的反公司的统治者所统一，还害怕爆发民众运动。

（五）在巴达维亚有为数不少的华人，最使荷兰担心的是巴达维亚的华人与爪哇人联合暴动，如果失去巴达维亚一切都完了。当时华人在爪哇有一定的地位，便被东印度公司选为摆脱严重政治危机、转移视线、挑动华人与爪哇人敌对的替罪羔羊。因为与当地人比较时华人缺乏社会的和政治的基础又没有武装，且多从事经济活动，流动性较大，住居较为分散。难以形成为一支有组织的强大的势力，一旦发生危机时华人便没有回旋的余地（与当地农民比较）。华人与爪哇人虽然友好相处，但由于荷兰人长期推行利用华人以及“分而治之”的政策，结果造成当地人与华人的隔阂，特别是当地统治者对富裕华人的嫉妒心理。例如在政治上东印度公司扶持富裕华人，建立甲必丹制度，给予自办民事、刑事案件的司法权。在经济上给予承办赋税或经营官有盐田等等特权，因而在爪哇人中造成一种假象，似乎富裕华人是“剥削者”和“统价者”。加上荷兰人以当地人的“保护者”自居，从中挑拨离间，致使当地人对华人产生敌视心理。总之华人共同体的脆弱性和富裕华人（指甲必丹）长期充当东印度公司“替罪羊”角色，便成了荷兰人转移视线、进行屠杀的目标。东印度公司财政困难重重，掠取华人财产，被其视为摆脱财政困境的出路之一。

（六）总之到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在东印度公司殖民统治下华人无论在经济上或政治上都被其视为“多余的”、“有碍的”和“危险的”人物，他们已无容身之地，而华人辛勤积累的财产也成为东印度公司跃跃想要攫取的目标。从年到年初凡是从乡村迁入巴达维亚市区的华侨都被强制一次又一次地申请办理居留许可证，而按照过去的传统惯例只须一次取得居留许可证便可永久有效，许多乡村华侨由于未领取新的居留许可证而遭到拘捕，必须交出一定数量的现款才能获释。这些被捕华侨在监禁期间受尽虐待，他们的财产也被剥夺。从年底至年2月春节勿加泗至丹绒不禄约有名华侨被捕，使巴达维亚周围的华侨十分慌乱，并且产生不满和忧虑。甲必丹制度是西方殖民者在马六甲、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地对不同种族（华人、印度人、阿拉伯人等）社会集团实行的“分而治之”的管理制度，其中以华人甲必丹制度最为重要。16世纪葡萄牙在马六甲王国首创此制，17世纪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荷兰在印度尼西亚亦采用之，任命有影响的华人富商、大地主为甲必丹（原意为“首领、船长、队长”，华人俗称“甲大”），其职务是为荷兰供应物资（即充当买办）；承包工程项目；管理华侨一般的法律事务等,重大事务则须请示殖民当局。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末叶荷兰在马六甲，19世纪英国在马来亚、西班牙在菲律宾亦实行此制。年2月4日本地人事务司司长德·罗伊向总督瓦尔庚尼尔写信，报告发现有若干名华侨企图攻击监狱的警卫员以营救被捕的同胞。

（七）瓦尔庚尼尔把问题提交东印度评政院讨论，并且通过范·荫霍夫提出的决议案，这便是年7月25日决议。它对华侨采取更加苛刻的措施，规定：凡是被认为可疑的华侨，不论有无居留许可证都要逮捕待审；凡是不能证明其有正当职业的华侨一律遣送锡兰，由荷兰殖民当局作最后的处置。年7月25日决议的执行给巴达维亚华侨各阶层都带来痛苦和灾难，荷兰殖民者乘检查居留许可证之机向华侨大肆敲诈勒索，被捕者往往并不是失业者和流浪汉，而是有名望的人和大富翁，其目的在于索取大笔赎身费。因此不论有无证件的华侨，也不论其家境是否宽裕，个个都惶惶不可终日。许多华侨（大多数是最下层的）被迫离开自己的住处，逃往万丹和乡间，他们当中有不少人逃往丛林地带，在那里寻求避难处。巴达维亚市内很多天都很难买到各种食品，自决议被执行之后巴达维亚郊区华侨的反荷活动便开始出现。9月下旬郊区华侨加紧聚集力量酝酿起义，在坎塔里亚附近的糖厂里聚集的华侨起义者，从最初的余人增至0人以上，推举施班让为领袖。9月26日总督瓦尔庚尼尔从一名土著甲必丹和华人雷珍兰的口头汇报中得知华侨准备造反的消息，于是召集会议，通知政府官员准备采取必要措施，并责成本地人事务司司长德·罗伊暗中派人到华人聚集的地方侦察详情。

（八）9月27日又有消息说一群华侨已在乡间集合，并且冒险地靠近巴达维亚郊区的文登（又译丁脚兰）、勿加泗（又译望加寺）、干冬圩、德·奎尔的荷军前哨基地。但当时东印度评政院对这消息毫不在乎，认为z国人是世界上最胆小的民族，不至于胆敢进犯巴达维亚荷军前哨基地。事态不断发展，至年10月初又传来情报称大约有名华侨武装队伍正在向班宁阿朗推进，这个情报被本地人事务司司长德·罗伊所证实，因为有一位土著军官在班宁阿朗被杀死。与此同时干冬圩的哨兵也送信向杜尔菲尔特少尉呼救，请求立即派兵前往抵御为数约人的华侨武装队伍，这支华侨武装队伍正在举着战旗、擂着战鼓走近荷军岗哨。在这时候东印度评政院才开始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由于感到防卫兵力不足，防御工事也薄弱，荷兰殖民者最初设法避免武装冲突，便派遣范·荫霍夫和范·爱尔登两人于10月5日下午前往丹那望同华侨武装队伍举行谈判。但谈判并不顺利，丹那望的华侨武装队伍领导人给范·荫霍夫写了一封使荷兰殖民者恼火的回信，于是荷兰殖民者决定攻击华侨武装队伍。10月7日下午从巴达维亚城内开往文登的荷军，中途遭到华侨武装队伍的伏击，有2名军官和14名士兵被打死。10月8日早晨范·荫霍夫和范·爱尔登派兵同丹那望的华侨武装队伍交战，荷军使用大炮击败华侨武装队伍。

（九）然而一场更大的战斗开始了，10月8日晚上郊区华侨起义正式爆发，起义者向巴达维亚各城门发动进攻。自从发生10月7日郊区华侨武装队伍伏击荷军的事件之后荷兰殖民者害怕巴达维业城内华侨也参与城外华侨的起义，于是准备先发制人，在10月8日上午向城内华侨发出命令：禁止进城带走妇女（因为从10月7日开始有许多华侨妇女视城内为危险之地而纷纷逃到城外躲避）；华侨凡有拒绝交出武器或者反抗司法官和反抗从旁经过的士兵者枪毙；从下午6点半钟起华侨必须闭门静坐、不准点灯、不准外出，如有上街者枪毙。10月9日早晨荷军击退10月8日晚进攻各城门的郊区华侨起义者，同一天范·荫霍夫命令将所有在押的华侨立即用船运载出海，城内随即传出可怕的谣言说这些被运往锡兰的华侨在中途被扔进大海，这引起城内华侨的不安和极大愤怒。有人谋议：“与其坐而待毙，不如起而作难，庶几死中求生。”有人逃出城外，范·荫霍夫查知后立即派兵追擒，逃者除被杀死之外被抓回城的就有数百人。同一天下午城内有几处华侨房屋突然发生火警，起火原因不明，但荷兰殖民者硬说这是城内华侨同城外华侨起义者联合行动的信号，由此找到屠杀城内华侨的借口，于是10月9日的晚上大屠s开始了。先是荷兰东印度公司职员倾巢出动，向城内华侨住宅挨户搜查私藏武器。由于公司早有禁止夜出的命令，各家华侨都遵命闭门静坐而不知是计。

（十）就在这天夜里在总督瓦尔庚尼尔的指使下荷兰水手、士兵、市民冲到街头屠s他们所遇到的每一个华侨，一部分印尼奴隶也受到荷兰殖民当局的煽动和唆使参与屠s。大火从下午烧到晚上，夜幕降临之后火势更猛，有余间华侨房屋被烧成灰烬。暴徒们烧杀劫掠，并因抢夺赃物而互相激烈争吵和格斗。屠s持续7天，城内华侨被杀近万人，侥幸逃出者仅人，被焚毁和劫掠的华侨房屋达六、七百间，财产损失无法估计。街道流满被s者的鲜x，华人城区的洪（红）溪河水也被遇害者的s体堵塞，鲜x染h河水。这次大屠杀在历史上称为红溪事件或红溪惨案，过去有些历史书说“红溪”之名是由这次大屠s把溪水染h而来的，但新加坡华人历史学家许云樵在年校注程日炌撰《噶喇吧纪略》时发现红溪（洪溪）之名早在年大屠s以前就已经有了。巴达维亚城外华侨在施班让指挥下与荷军激战，伤亡千余人，后转战中爪哇，斗争持续到年。而荷兰殖民者做贼心虚，深惧清政府问罪责难，总督瓦尔庚尼尔被逮捕并死在监狱里，并严密封锁惨案的消息。他们对当年冬季前往巴达维亚贸易的中国商船防范更严，不让其接触幸存的华侨。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当这批中国商船起程返航时殖民者们多方慰藉，答应下年照旧贸易。但是纸包不住火，早在中国商船返航之前红溪惨案的消息就已经传到国内，在福建等侨乡引起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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